假如鲁迅生活在今天，该不该弃医从文？【优秀范文】

佳作1：以文学之名，振国民之精神

大家好：

我是今天辩论的反方代表，我认为鲁迅若生活在今天，不应该弃文从医，具体理由如下：

一、现实问题依旧凸显。

20世纪初的中国民众麻木不仁，鲁迅先生弃医从文，以如椽巨笔唤醒国民灵魂；21世纪的中国民众认知多元，鲁迅先生依旧可用文学拨开众说纷纭的迷雾。

此次疫情，不仅暴露出了医疗体系的弊端、制度的缺陷，更暴露出了人们在面对未知和威胁时的恐慌与焦灼。

事实以极其酷的方式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社会依然需要“鲁迅”。

比疫情更可怕的，是人心的蠢蠢欲动、信心的盲目与膨胀、歧视的漫布泛滥。更有人以“造谣”的名义扼杀言论自由，而一方面真正的“谣言”甚嚣尘上，煞有介事，不了了之。甚至一度占据互联网，掀起人们“购买白酒喝酒消毒”，“放鞭炮消除病毒”的热情，“歧视”使对湖北人的安全隔离变成了“恐鄂”“可防可控”导致蔓延……

相比医治国人病痛的身体，倘若鲁迅先生依旧能尖锐发声，直指问题要害，起破除谣言、稳定人心之效，作用范围岂非更大？

二、社会文明亟需建设。

今日之中国国富民强，蔚蔚然有盛世之观。然而，物质丰盈的背后，也隐有精神的缺失。疫情当前，病痛的身体有发达的物质技术医治，而无知盲目的灵魂，又由什么来拯救呢？

物质与精神的权衡与协调方于此刻凸显。鲁迅先生在《经验》一文中直言：“在中国，尤其在都市里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，或翻车摔伤的人，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，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。”

八十多年前的场景，与八十多年后的情景重叠得严丝合缝，是我们没有进步吗？

显然不是，而是我们在物质腾飞的同时，将精神抛之脑后。相比医治国人病痛的身体，倘若鲁迅先生能当头棒喝，直刺国民精神，起振奋精神、重塑价值之效，作用效果岂非更强？

三、民族精神仍需审视。

杜甫在世时无人问津，他去世多年后，世人才发觉曾有个伟大的灵魂在这片大地上行走；“吹 哨 人 ”李*w*&L医生在疫情爆发前做出警示，却被责令悔过，甚至被指“制造恐慌”，直至疫情爆发，李医生和很多其他医生因一开始防护不到位，感染病毒、最终去世。

人们方才意识到曾有个急先锋率先吹响了战疫的号角。

从古至今，我们仿佛从来便是失去英雄之后，方懂得英雄的可贵。大明于谦，晚清龚自珍，甚或鲁迅先生……

比比皆是。

不止这些，对苦难的歌颂，对懦弱的赞美，对奴性的漠然……

我们似乎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，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民族存在多么大的缺陷，而是应适时地对自身做出反省，方能成就伟大。

相比医治国人病痛的身体，倘若鲁迅先生依旧能沉思默想，直击民族灵魂，起激发思考、审视反省之效，作用程度岂非更深？

鲁迅先生说：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”，“有一份热，发一份光”，正是希望我们青年人能满怀热情，承时代之任大步前行。

如今疫疾横行，医治病痛的同时，更应以文学之名，除不正之风，清污浊之气，下定个人之心，上振国民之精神！

佳作2：民族之疫终需“笔”来医

大家好：

我是反方一辩。即便正方极力辩陈鲁迅先生在当今状况下应弃笔从医，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以笔为刀，启迪民智才是先生的应有选择，理由有三：

首先，21世纪以来中国几度经历疫病袭击的背后更是法制观念的淡薄，人文关怀的缺失，道德自制力的不足。

此次争论的起源乃是疫病之下，国人深受病魔折磨，而医者的伟大和医疗资源的稀缺在防治疫病话题下，显得比只晓得“舞文弄墨”的“笔杆子”要重要得多。

由是才有了正方朋友的“鲁迅先生应该弃笔从医”一说，但是，问题本质才更是关键，病魔带给我们身体及精神上的摧残只是一种表现形式，而造成这无数悲剧的症结乃是诸多思想原因。

即便医疗资源再充裕，医疗技术再发达，也只能是浅层次的病前预防，病后治疗，而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。

想当年，我中华大地饱受列强铁蹄践踏，惨烈程度远非今日可比，但先生毅然决然弃医从文，难道是那个时代病者不够多？

医疗技术已经极端发达了吗？

不，先生看到了真正给医生找活干的不是入侵者的武器，而是国人思想的麻痹。

一如今日，千年的“人制”传统，更讲求道德约束的民族性格使得多少国人竟不认识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的大字；尸位素餐的官员一昧要求绝对的社会稳定，打压“吹哨人”，封锁消息，限制言论，将对人文最起码的尊重弃如敝履；无数商贩乃至公职人员大发国难财，做形式主义，行刀口上舔血之事，置社会公德，个人道德于不顾，岂不令人愤慨？

而这些问题，难道是单纯的医疗就可以解决的吗？不，民族之疫需“笔”来医。

其次，思想永远是一个社会中最为深邃和不可或缺的构造，而医疗则更偏重是为使这种构造能够更好实现的手段之一。

观我中华千年历史，思想的碰撞，发展从未缺席。儒家思想赋予华夏族灵魂，胡服骑射带来最早的民族文化融合，后代多少至人大贤在思想探究这条路上下求索，甚至“朝闻道，夕可死”。

至于今日，中国的快速发展更是与不断的理论创新，思想解放脱不开干系。而在这场战“疫”中，我们更是需要思想家们，文学家们，帮我们来更好发现到底弊病何在，而国人，体制又该做出怎样的的改变。

不论是“疫”前的教化引导，“疫”中的鼓舞告慰，还是“疫”后的检讨反思，都需要这些有对国民性、社会问题有深刻思考，对现实最敏感的人来帮助我们进行。

医者医人，而“笔”者，医国。

再者，职业的选择确实应该跟随时代潮流，体现时代价值，但绝不是单纯的迎合社会形势与跟风。

正确的职业选择体现的是一种对社会现状和时代方向的把握，是一种对社会整体的普性关怀与担当责任。

诚然，医生也是种高贵，圣洁的职业，对社会的贡献之大不言而喻。

然而，现代情况下要求“鲁迅先生”弃“笔”从医只是现象所使，绝非时代选择所致，但启迪民智，培育老百姓的现代化公民意识，才是我们的时代所迫切需要长久性工程，只有当我们的思想工作做好了，人们思想觉悟提高了，“非典”“新冠”悲剧发生的概率才从会从根本上降低。

而这一切，则在于许许多多个“鲁迅”的不断努力与指引。

所以，我方认为，民族之疫，终须精神之药。鲁迅不该弃医从文！